郑进禄出生于1934年，先后从事税务、乡新闻专干、党委行政秘书、新闻编辑等工作。1994年从新野县广播电台退休后，便着手《拂晓的战斗》一书的资料采访和材料汇总工作。为此，郑进禄从1998年夏季开始，按照采写新野党史的模式，克服年高体弱、身体状况差等不利因素，先后采访了当年曾参加过解放新野战斗的宋步祺、牛忠、王济民、孙立魁等十多位领导同志和健在的战士以及他们的家人。这些被采访者也深为老郑那种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所感动，纷纷为老郑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了求证所得材料的真实性，老郑又以党史为线索，深入到当年发生过战斗和烈士壮烈牺牲的地方，寻找当时幸存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民兵，先后召开十多次座谈访问，收集了大量珍贵的一手材料，为日后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写小说并非一件易事，尤其是纪实性历史体裁的小说，它一方面要不失历史的真实性，同时还要具备小说的艺术性。虽然老郑是舞文弄墨的内行，但对于仅仅做过新闻编辑的他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使自己拥有更加扎实的基本功，他熟读了《敌后武工队》、《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的优秀战斗小说，深刻领会作者的艺术表现手法，然后以党史为依据，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以章回小说的形式，纪实文学的表现手法，真实细致地塑造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事件，把一个个活脱脱的英雄人物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谈到写这部长篇纪实性小说的感受，老郑显然有些激动。他告诉笔者，写《拂晓的战斗》这本书，首先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重任，是一次对历史资料的抢救性搜集；其次一方面出版发行这部小说对社会的教育价值不可低估。
      作为一位曾经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自己又曾是从事过新闻工作的老兵，记录历史、记录事实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昨天的新闻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又是明天的历史，老郑深知这句话的分量和含义。他常说，自己从童年时代起，就曾亲眼目睹过新旧两个社会的种种现象。在解放新野的战斗中，又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他们的事迹长期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但这些故事大都是片断的、零碎的民间传说，同时它又是真实的。作为一名新文化的传播者，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要把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历史碎片系统地、完整地记录下来，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一部教育群众、激励后人奋发向上的史诗，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基于此，写一部反映新野解放战争的书成了老郑多年的愿望和追求。因此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第一件事便想到了写书。
      说是对历史资料的抢救性搜集，这话一点也不过分。自己是七十高龄的老人了，尤其是在小说素材的采访中，一些事情的确令人难忘和遗憾。因为历史毕竟已走过50多个年头了，当初参加过解放新野的老战士，有不少已病逝，有的或年届高龄，或体弱多病记忆不清。老郑体会最深的，一是这些革命历史资料非常生动感人。以往只有通过“清明”节扫墓才知道解放新野只有一个烈士刘禄合的事迹；而现在通过自己深入的了解采访，才知道新野解放时，不仅仅只刘禄合一位英雄，还有许许多多作战勇敢、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的像刘禄合一样的英烈。这些英烈的事迹多数是鲜为人知的。有多少次，被采访者或当事人都是一边饱含眼泪、泣不成声，一边接受自己的采访，这就更增强了作者的一份责任感。
      作为历史，首先一个先决条件必须得真实。在采访中，老郑克服了重重困难，深入到基层寻找健在的当事人访问、找他们身边的知情者座谈，不辞劳累地上南阳、下潇湘，为找到详实的一手材料费尽了周折。一九九八年夏天，老郑赴南阳干体所访问当年曾在新野三区当过政委的牛忠老人，当时牛忠已八十四岁高龄，老人虽然身体衰老但记忆清晰，为老郑提供了不少关于解放新野难得的内容。同年秋，老郑又对牛忠作了第二次补充采访。一九九九年初小说初稿尚未写完，老郑将对牛忠进行再次探望和采访时，老人就已经病故了。还有新野解放后第一任县长宋步祺的警卫员和马夫，当老郑费尽周折地找到当事人所在地，很可惜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已经下世了。就在小说刚刚付梓印行时，相继又有五位当事人在没有看到成书时也过早地谢世了。这些更使老郑多了一份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按他的话说必须带着“抢救”的心理去采访、去写作，步伐稍慢，即一去而不复返。
      从对社会做出的贡献的角度上讲，既然是纪实性小说，那它必须给后人以 以史为鉴的作用，只有通过历史这面镜子，通过本乡本土这些活生生的教材，使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当代人知道他们的先人是怎样在苦难中生活，使他们更加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加懂得和平和谐的今天是无数前辈为之奋斗、众多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老郑激动地告诉笔者，县政协的一位退休的老领导得知他要写一部反映解放新野的书本时，县政协的一位退休的老领导当面鼓励他说：“你能在退休以后写一部反映新野解放的书，算是为全县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还有不少老同志听说他在写这部书，主动找上门来，介绍当时的情况或介绍当年参加过解放新野战斗的当事人、知情人。凡是老郑寻找老同志、老领导们座谈，他首先听到的是这些老同志、老领导们的赞扬声和鼓励声。
      老郑清楚地记得，一次去王庄镇潘庄村采访当年壮烈牺牲的民兵队长李草云的事迹时，村支书拉住老郑的手恳切地说：“当年我们村民兵队长李草云牺牲得很壮烈，甚至比那电影中的英雄人物都壮烈，事迹非常突出非常感人，在王庄镇这一带人人皆知。若不是写书，全县人民哪里知道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位英烈？甚至连县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上也没有李草云的名字。”这些朴实无华的谆谆嘱托和热情鼓励，给老郑注入了催化剂。当他在采访中遇到困难，只要一想到这些已逝去的革命烈士，老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这些英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成为他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动力，这些无时不在激励着老郑的创作热情。他要把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英烈的感人事迹，一个个地写在书上，告诉当代教育后人，以告慰于长眠于地下的英烈!
      靠着这一腔火热的情怀和强烈的创作激情，才使得这39万字的纪实体小说的问世，郑老师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自己也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从64岁退休开始写书，历经近十年的时间，驱车走了上千里路，足迹几乎踏遍新野县的264个行政村，先后访问过近千名当事人。渴了寻一碗白开水，饿了啃一包方便面，顶酷暑冒严寒，笔耕不辍，日以继夜，坐坏了几把椅子，写坏了无数支圆珠笔，三易其稿，最终成书。望着书桌上二尺多高的手稿和出版发行的著作，老郑长叹一口气：这也是对人生的最大安慰吧！
     “记录历史，无愧人生”是对郑老师最好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