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府书院又称应天书院、睢阳书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应天府书院前身为南都学舍,是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创办。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应天书院改升为府学,称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升为南京,成为宋朝的陪都,应天府书院成为北宋最高学府.
北宋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府书院设立于繁华闹市之中,人才辈出。随着晏殊、范仲淹等人的加入,应天府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是北宋四大书院之首。
主要景点有:崇圣殿、大成殿、前讲堂、书院大门、御书楼、状元桥、教官宅、明伦堂、廊房等。
地理环境
位置
应天府书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地处黄淮平原东部。
气候
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日照时数2508.9小时,太阳总辐射年均达122.2千卡/平方厘米左右,12月份最小3.2千卡/平方厘米,6月份最大6.9千卡/平方厘米左右,光照充足,太阳辐射充足,光能源丰富。平均气温13.9℃,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27.1℃,1月份最冷,平均气温-0.9℃。无霜期206天,最长年份238天,最短年份172天。
创办背景
求学需求
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适逢其时
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佛教影响
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佛教出于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宗,多选择环境僻静优美的山林建立寺庙,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书院的讲会制度就是借鉴了佛教僧讲和俗讲的讲经方式,书院教学的讲义和语录等形式,也是来源于佛教禅林制度。
印刷术使用
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众都可以拥有的,才有可能使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学术思想
宋仁宗庆历年三年(1043年),担任宋廷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 “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取胡瑗苏湖教法改革当时教育系统,当时应天府已升格为南京国子监,先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
范仲淹执教应天府书院时,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在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也是最后落实到“行”上。后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回顾范仲淹的讲学生涯。
在范仲淹主讲该书院的过程中,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书院(学校)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后来又通过“庆历兴学”的若干措施,肯定、鼓励了这些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北宋书院的发展,明确了学术、大师在书院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
课程设置
范仲淹掌管应天府书院时,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学规,要求“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严格要求院生学习。《上执政书》提出“固国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事”6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举、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学院的基本课程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强调“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学生会按照不同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课程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明体达用”。范仲淹说:“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在“经济之才”的总要求下,还要培养专业人才。他亦把“德”说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他主张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且首先注意德。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向学生讲学,但大多是提纲挈领的,并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释串讲,只给学生提示,再由学生提出疑难,作针对性讨论。应天府要求教师作表率,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范仲淹会先作一篇,掌握试题难度和著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由于范仲淹在道德学问上堪为表率,学风甚浓。
历史地位
应天府书院伴随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对于北宋政权巩固、人才培养和教育普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千年来的中华教育史上,其地位没有能取而代之的。
宋史有“州郡置学始此”之载,“天下庠序(注:泛称学校或教育事业),视此而兴”。
有宋一代先后出资予以扶持,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应天知府李及上言:“本府书院,甚有学徒,自建都(指改名南京)以来,文物尤盛,欲望量于发解进士元额之外,乞添解三人。”明正言顺地向上级伸手要待遇。
仁宗景二年(公元1035年),官府又拨给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朝廷又准许应天书院“置讲授官一员”。这种由中央政府在人力、财力上的支持,是一般地方书院所不能得到的。
到了元代,大书法家赵孟瞓更是在《义学记》中道:“宋初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首。
应天书院的完善修建,不仅丰富了商丘古文化旅游区古文化建筑观光游和学术学习游的内涵,还增强了古城旅游区对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专家和文化学者的吸引力,对于提升商丘古文化旅游区的品位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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