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苏州猪肉行业商人分别设有敬业公所（卖肉铺）、猪业公所（杀猪行）和猪行公所（活猪买卖）。 旧时，苏州有毗陵会馆。毗陵，是为江苏常州之别称，因为当时在苏州进行活猪买进卖出的猪行老板多为常州人，故将“猪行公所”开设于毗陵会馆之内。所以，当时人多以“毗陵会馆”代称猪行公所。

毗陵会馆，同治年间设立在齐门内新桥下塘。会馆里备有屋寓供来自农村的送猪客到行销售、食宿，至脱货后离开。毗陵会馆，于光绪三年移所于山塘街。

宣统元年初，敬业公所、猪业公所和毗陵会馆（猪行公所）三家联合公议行规，规定在十家（居民住户）之内不得新开肉店。如有违规者，罚请听清音（地方戏剧）三堂，办酒席六桌。若不遵从，禁止其余行店与其交易。但不久即相继有张阿世、任建卿、谢瑞福、金松泉等肉铺违规在离原有肉店不到十家之内开设新店，经营鲜肉买卖。

敬业公所为此呈文苏州商会，声称：此店若开，势必致阖业交哄，不独乱公所规章，祈请商会劝令该诸商，“易地开张”，如不遵从，即“从严惩处，以儆众业”。

商会表示：“有此紊乱行规而不力争，则后之效尤者必踵相接”。由此可见，当时商会为维护既有传统行会制度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然而，此案的处理却旷日持久，商会虽一再“调劝两造，唇焦舌敝”。但是，任、谢等商仍旧不理不睬，且态度十分强硬地表示：“现今商等股份已经集足，店事已定，一切资财物件均已办齐，约计用去银洋一千余元。一旦被伊等霸阻，致商等血资化为乌有，生业维艰，无可设法。”

为此，商会曾多次移文县衙，“希即派差前往谕禁”。但是，“行业约规”毕竟不是法律条文，政府也无法可依强制执行。到最后，商会不得不稍作让步，拟定了一个折衷性的调解方案，判决准允开设新店，但每户需视具体情节缴纳行规钱一百元到三百元给敬业公所，“此后闻有违章开设者，以此为例”。

苏州商会对此案的调解决定，使得旧有的“十家之内禁开新店”的传统行规终于被冲破。但开设新店前必须事先缴纳行规钱，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行会组织的体面。并且，对意欲开设新店的商户来说，行规钱还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由此也说明，行会的传统影响依然制约着相关的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