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是令人敬畏的。即如黄土高原上那些沟沟壑壑，抑或兀自断裂孤立的台塬，便是千年雨水切割的“杰作”。而借其形势，建在这种表面平整，四壁却似刀斩样陡直台塬（或土山）上的城寨，也就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斩城”了。据说这种斩城，全国现仅余我故乡富平一座了。从这方面讲，倘富平老县城申报什么文化遗产，当无问题的。

  昔有“汉冢唐塔朱打圈”之俗语。所谓“朱打圈”，是指明太祖朱元璋认为，稳固他的家天下“非深沟高垒，内储外备，不能为安。”故而明朝建国初期，各地筑城风气颇为盛行。洪武二年（1369年），大将军徐达平定山西后，引兵西渡黄河，占领奉元城（明代改称西安府），继而挥师攻占甘肃、宁夏，复回师“尽定陕西地”（见《明史》）。期间，大约出于方便筑城和降低成本的考虑，明政府将原县府迁至当时叫“窑桥寨”的这个地方，利用其如墙高耸雄峻险要的天然地势，建起足可安然高枕于冷兵器时代的新县城。岁月苍苍，世事茫茫，弹指五六百年化作烟梦。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这里出生和成长时，斩城的防御功能已经终结。四门城墙，只有南门还保留着青砖砌就的城门洞，以及顶面耸有斗拱重檐三层高正楼的一段城墙。穿过城门洞，东西两侧有宽阔的砖铺马道直通城墙。不难想象，眼前这懒洋洋躺在荒寂岁月里的马道，历史上一旦警报猝起，顷刻间便会一改慵懒状，变得亢奋、紧张，输送挽弓跃马的将军，或一队队武装士兵直登城头。往日鸦噪鸟栖的垛墙垛口，亦顿时布满了森森战云和冷冷杀气。不过，童年的我却不曾去想这些，搜索彼时记忆，倒多是城头嬉戏，所谓“小猪样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

   据《富平县志》载，上世纪初期，城南还是一片湖水。每到夏季，湖里荷花或白或红，清香袭人，引得姑娘媳妇们你呼我唤，来湖边赏荷洗衣。难怪当时的故乡才女、曾任陕西省女子师范学堂首任监督（校长）的武淑，赋诗吟道：“十里红蕖绕郭香，轻盈出水耀霞光。寄言湖畔浣衣女，如此娇容岂粉妆。”我小时，湖水早已消失，南北却有两条小河夹城流过。北河叫温泉河，俗称“母猪河”（意谓河里泉眼多如母猪奶头）。河两岸都是菜地。靠近北桥一带，则为大片芦苇覆盖。这里河水较深，且有跌水（瀑布）冲掏出的深坑，便成了我们夏季跳水游泳的好去处。南河无名，亦是三五里外的泉水汇流而成。河水恰恰过膝，却颇多鱼蟹。两岸稻田莲菜池里，常见挺着长长黑背脊的黄鳝懒洋洋伏在水底淤泥上。这些水产，便成为吾辈对当时少见荤腥的家庭餐桌上的得意贡献。

   从岁月深处打捞上来的，除了鲜活如鱼肥美如蟹的童年记忆，还有与斩城民生有关的历史碎片。就说上世纪初期吧，由于不堪赋税过重，四乡民众曾呼啸而起，制造了一起震动关中的“围城缴农（具）”群体事件，迫使当时的县政府从城头抛下“田赋豁免”布告。尤令人慨叹的是，上世纪初期，有一位刘姓县知事，因无法筹到上司指派的款项竟被迫自缢于县署。时人写下这样的一幅挽联：“有国难逃，有家难奔，惟入地有门，不如死了；无款可筹，无饷可发，恨点金无术，何以生为？”挽联对仗工整，语含悲愤。今人读之，为这位父母官掬一把同情泪外，也不难从中窥知当时民生凋敝到何种程度！至于载于县志的1929年饥馑，民众靠剥食榆树皮（乃先将其树皮焙干、掰碎，再上石磨磨为粉状，方可用以擀面或做糊汤）、吃观音土为生，甚至易子而食之类，则愈使今人触目惊心了。

   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斩城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厚重大书。而蜿蜒如龙、横亘东西数十里，与斩城脉连根通相互守望的荆山，史载曾是轩辕黄帝铸鼎之地（见《史记·封禅书》），由此开创了中国鼎文化，且黄帝铸宝鼎，“象天地人”（即以宝鼎象征天地与人的相依互存关系）之深刻寓意，对我们构建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文化，亦不失之为一种宝贵思想资源。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亦于荆山铸鼎，始分界泱泱华夏大地为九州也。至今荆山塬上犹遗一村名：铸鼎。抚其村名，追念黄帝大禹伟绩，仰止之心油然而生矣。而自西周即属京畿之地的这片热土，不仅曾留下无数名流雅士的足迹，也产生过王翦、杨爵、孙丕阳、李因笃、胡景翼等历史名人，亦是习仲勋故里。这些，使斩城这部大书愈发沉甸甸，且滋润涵养着新城区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