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端淑诗文注》                                                    成都锦江书院遗址

乾隆二十六年（1761），彭端淑随船督粤西粮运，船行在南海中，不慎失足坠水，虽被搭救脱险，但他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他感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此时的彭端淑已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有了充分认识，决意隐退，遂借口此事，辞官归蜀，隐于成都白鹤堂，入锦江书院（今成都石室中学），走上了课士育贤的道路。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学员选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彭端淑在该院任主讲、院长20年。

彭端淑的主要成就在其文学方面，其诗歌和散体古文及文学批评理论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他与李调元、张问陶以文名鼎立蜀中，被誉为清代“蜀中三才子”。彭端淑早年曾醉心制义（也称制艺），其制义亦技压蜀中，是继韩琢庵、董新策后唯一能“发虑经旨”的制义大家。甫入京，即以制义名噪京师，深得蔡寅斗、胡稚威、沈适芳等的推崇，谓为“不世之才”，“咸推重之”。但制义这种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彭端淑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直到50岁他才挣脱束缚，“诗学魏、文学左史”，文风为之大变。特别是他辞官后，主动与人民接近，充分了解了广大人民的贫困生活，更以无比忧愤的心情，力擎巨笔，写出了一首首含蓄沉凝、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下图是《彭端淑诗文注》，李朝正等著，巴蜀书社出版。

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彭端淑在该院任主讲、院长20年。下图是成都锦江书院遗址。

彭端淑的主要成就在其文学方面，其诗歌和散体古文及文学批评理论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他与李调元、张问陶以文名鼎立蜀中，被誉为清代“蜀中三才子”。彭端淑早年曾醉心制义（也称制艺），其制义亦技压蜀中，是继韩琢庵、董新策后唯一能“发虑经旨”的制义大家。甫入京，即以制义名噪京师，深得蔡寅斗、胡稚威、沈适芳等的推崇，谓为“不世之才”，“咸推重之”。但制义这种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彭端淑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直到50岁他才挣脱束缚，“诗学魏、文学左史”，文风为之大变。特别是他辞官后，主动与人民接近，充分了解了广大人民的贫困生活，更以无比忧愤的心情，力擎巨笔，写出了一首首含蓄沉凝、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彭端淑诗文注》，李朝正等著，巴蜀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