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山有座上川岛，岛的北面海边山崖上建有一座小教堂，白色大理石砌筑，不大，中央安放着一具石棺，上面镌刻着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名字——1541年，这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受罗马教廷与葡萄牙国王派遣前往东方，历经艰辛，终于于1552年从马六甲来到台山上川岛，成了第一个抵达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可是由于当时的明朝政府禁止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只能隔海相望，最后反因水土不服而客死他乡——这位后来被梵蒂冈封圣的传教士，至今仍葬在那座小岛上。
追随圣方济各的脚印，三年后耶稣会又派了一位名叫巴烈图的神父来到远东。这次他搭乘葡萄牙的商船登陆澳门，虽然依旧进不了中国内陆，但他还是在那里建起了澳门第一座教堂。因为供奉的是天主教徒的“婚姻主保”圣安多尼，所以被称为“圣安多尼堂”，而澳门的华人则给它起了一个“花王堂”绰号——呵呵，早年去游览时发现，教堂前的街道就叫“花王堂街”。
10年后耶稣会决心培养远东“本土”的传教士，他们在澳门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天主之母”神学院，如今澳门最知名的旅游景点“大三巴”，就是当年神学院圣保禄大教堂的前壁——可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却始终未能踏入中国内陆一步。
改变这一局面的，正是本文的主角利玛窦——哦，他原名Matteo Ricci，利玛窦是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
1552年，当圣方济各·沙勿略在台山上川岛带着他未竟的心愿无奈地闭上双眼，离开人世时，在意大利的一座小城，利玛窦出生了——犹如天主召唤，他19岁加入耶稣会，25岁便带着圣方济各的遗愿来到了东方，先是在印度传教，30岁时奉召抵达澳门，学了一年中文后，第二年便进入了中国内陆，而第一站，就是肇庆。
这也许应该是一个值得记入史册的日子，1583年9月10日（明万历年十一年），在圣方济各去世31年后，利玛窦跟随耶稣会的罗明坚神父，终于在肇庆西江边的上清湾码头登岸了——他们剃着光头，留着长须，穿着中式的和尚袍，以“西僧”的名义获准入居。当他们向肇庆知府王泮行磕头礼时，这位翰林出身的知府大人，不知道是真的将他们当成“西方的和尚”，还是出于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对他们采取了“十分宽容与接受的态度”。
哦，这里不能不提到罗明坚神父，事实上他才是最先进入中国内陆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正是他把利玛窦带进了中国。
罗明坚原名Michele de Ruggieri，意大利中南部人，拿波里大学的法学博士，比利玛窦大9岁，1577年和利玛窦一起被耶稣会派往东方。当利玛窦留在印度传教时，罗明坚只身来到澳门。他结识了不少明朝政府的地方官员，并两次前往肇庆拜会两广总督陈瑞、郭应聘和肇庆知府王泮，甚至还在肇庆的天宁寺住了好几个月——而正是当时的两广总督郭应聘同意耶稣会派人“入居”肇庆的。
对耶稣会来说，这无疑是“天上掉下的馅饼”，罗明坚立即让耶稣会派来利玛窦，然后又潜心教利玛窦学习中文。一年后，当两人踏上肇庆的上清湾码头时，这位神父也许还没有意识到，正是他成就了利玛窦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所演绎的那段中西文化交流的辉煌。。。
从“祟禧塔”到“仙花寺”
从阅江楼沿着西江大堤东行，大约10多分钟便来到祟禧塔下。这里已近肇庆的东郊了。大堤下江面开阔，又逢斜阳西下，橙红的阳光打在塔上，显得格外艳丽。
哦，肇庆西江共建有“崇禧”、“元魁”、“文明”、“巽峰”四座古塔，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沫若游西江，曾留下“四塔擎天天宇稳，七星伴月月宫闲”的感叹。四塔中，以眼前的祟禧塔最为气势，它始建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高57.5米，外观9层，内分17层，巍峨壮观，早年赵朴初曾题楹联：“七星高北斗，一塔耸南天”，呵呵，如今仍镌刻在塔门两侧。
当利玛窦和罗明坚入居肇庆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建一座教堂。说来也有意思，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老外，眼光往往大都一致——他们一眼就看中了祟禧塔旁的一块空地。
但是当地的乡绅们却不同意，祟禧塔何方宝地？
呵呵，传说中肇庆是西江龙母撑来的竹排所演化的，为了让竹排变成的土地不飘来荡去，所以人们在龙母插竹蒿的地方建起了这座崇禧塔，以使这块土地更加稳固。洋人要在塔旁建教堂，自然会破坏塔的风水。
于是利玛窦一边通过展示所携带来的西洋镜等洋玩意来博取民众的好感，同时请知府王泮前来协调，最后外移一圈，解决了这场风波。而这时罗明坚也回澳门，向葡萄牙商会募捐了修建教堂的6000个金币。
1585年教堂终于落成了，青砖石灰构建，上下两层，虽然不大，但却是耶稣会在中国内陆修建的第一座教堂，它按欧洲的式样来建设和修饰，外墙窗户整齐排列欧式浮雕线条，屋顶上还立起了一个用木头钉成的十字架。
呵呵，还是看看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扎记》中是如何描述当时的仙花寺的吧——它“建筑结构新颖，颇为美观。中国人一看就感到惬意。这是座欧洲式的建筑物，和他们自己的不同，因为它多出一层并有砖饰，也因为它的美丽轮廓有整齐的窗户排列作为修饰。”在一层圣堂的大厅里设有祭坛，挂着圣母抱着小耶稣的彩绘画像。画像下陈列着利玛窦从欧洲带来的自鸣钟、铜制地球仪、浑天仪、太阳钟和威尼斯三棱镜，以及金色封皮的八卷多种文字的《圣经》及各种装帧精美的书籍，圣堂两旁各有两个房间作为寝室、会客室和图书室，教堂外还加建了花园和围墙。
据说最初利玛窦给教堂起名“圣童贞院”，而肇庆知府王泮则题名“仙花寺”，并让人送来他手书的“仙花寺”和“西来净士”两块牌匾——前者挂在教堂大门上方，后者则悬挂在中堂，对此，一本法国人编写的《利玛窦评传》中曾这样解释道：“仙花”是中国人对圣母的一种别称，“寺”则是中国佛教的道场，“听到如此诗意的名字，老百姓立即认为（圣母）就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而利玛窦同意将天主堂起了这样一个中国化的名字，自然也巧妙地“拉近了他与肇庆人的距离。”
传教，一个“无效的开端”？
坦白地说，利玛窦在肇庆仙花寺传教的“业绩”并不那么理想，据说头两年只招募了三个人入教：一个是仙花寺的邻居儒生陈理阁，一个是教他中文的秀才，还有一个则是因患了不治之症而被遗弃在路旁的老人。
其中对利玛窦影响最大的当属陈理阁了，据说“天主教”的“天主”一词，就是他与利玛窦探讨而最终确定的。原来利玛窦最初传教时说到“天主”时，用的是拉丁语Deus的音译“徒亚斯”，这对中国人来说即不顺耳，也不好理解。于是儒生出身的陈理阁提出以“天主”一词来代替“徒亚斯”——“天主”出自《史记·封禅书》“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再加上中国儒家“最高莫若天，最尊莫若主”之句，从而得到利玛窦的首肯和确认，成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正式译名。
而那个被遗弃的老人，尽管利玛窦收留了他，他也接受了洗礼，但是几天后就死了——利玛窦颇为感伤地承认，这实在是一个“无效的开端”。
1589年，开明的肇庆知府王泮升迁湖广布政司离开了肇庆，新上任的两广总督刘继文却决定将利玛窦“驱逐出境，放返澳门或令迁往韶州之南华寺居住”——有人说这是因为这位总督大人看中了利玛窦那座两层楼的洋教堂，想将其占为己有改做家祠，而为了打发利玛窦，他还派人送去了60块大洋。
在经过多次申辩和说情无果后，利玛窦不得不离开肇庆。他拒绝了总督送来的“盘缠”，也许是为了今后能在中国继续传教吧，在澳门和韶州（今韶关）中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并在那里住了整整六年。1595年利玛窦离开韶州继续北上，先南昌，后南京，1601年1月24日终于如愿进入了京城。
利玛窦走后，仙花寺呢？没有史料记载它是否真的成了那位总督大人的家祠，不过据说后来它毁于一场大火。而当利玛窦活跃在京城中西文化交流的舞台上盛极一时时，由他所建的这座中国内陆第一座天主教堂，却悄然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