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茂陵：主题是击败强敌匈奴。这在茂陵的陪葬墓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马踏匈奴”中看得特别清楚。马踏匈奴是一匹立马，在其腹下压着一个人，此人络腮胡须，一看就是“胡人”的形象。他一手握弓，一手执箭，被马压住动弹不得。这件作品名为“马踏匈奴”，是中国国宝级的重要文物，非常著名。从这件作品看，这里的马已经不再是只代表一匹马自身，而是代表霍去病，代表强大的汉军，甚至代表汉王朝、代表汉民族。一匹马能有如此强烈的象征性含义，这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第一次。
茂陵的主要文化标志就是霍去病墓前的石刻。茂陵石刻并不是只有大写意一种艺术风格，它还有着刚健质朴、粗犷豪放、恢弘大气的另一面，这应当是来自本土的周秦文化的一贯传统。其中的卧马卧在地上犹十分警觉，并没有因为“卧”而失去气魄；跃马的雕造极其豪壮，神态也生动无比，闪现的是马正准备从地上一跃而起的那一瞬间的动态。这是当时人们对马的动态熟悉程度的完美表达，也是人们对自己的动物朋友的亲情流露。茂陵石刻是写实同写意并重的、艺术语汇是丰富多彩的，它完成了外来的楚文化与本土的周秦文化的衔接与融合，所以除了时间上的“中国第一”外，用艺术水准去衡量，称它们为“第一流”的作品也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唐太宗昭陵：主题是政治大团结，是历史教科书式的政治告诫。昭陵陵园有皇亲、勋臣陪葬墓200余座，以关系亲疏和功绩大小作由近而远、犹如众星拱月般的扇形排列。昭陵与其陪葬墓共同展示了唐初空前的政治大团结，以及对后人的谆谆告诫；唐太宗李世民命著名艺术家阎立本主持设计，将自己生前骑乘过并壮烈战死的六匹骏马以高浮雕形式刻画上石，作为自己陵墓的主要纪念物，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石刻艺术杰作——昭陵六骏。这样做与一般帝王陵上安置粉饰太平的吉祥瑞兽完全不同，听起来也似乎很不“吉利”，但昭陵着力营造的不是祥和太平的气氛，而是要重温大唐创业的血与火动荡历程；它们凝结的是一位老军人对救过自己命并殒命沙场的战马的生死之情，是对大唐创业艰难的深情眷顾，但更多的是，它们以杰出的艺术风范和动人的情感魅力，以具有浓郁悲壮色彩和启迪性的英雄史诗，一扫空洞、无聊的帝王丧葬形式，给子孙后人提出“毋忘历史”的肺腑告诫。

唐高宗、武则天乾陵：用世界眼光看待世界，用大中国视角看待中外关系和民族关系。神道上及陵园四门分布着壮观的石刻群，有天马行空、鸵鸟伫立和雄狮双峙，各具特色又神采不凡。陵园南门内侧还有当时与唐王朝关系密切的国家及民族首领石像61尊，如真人大小恭然肃立在内阙尊荣无比的重要位置，说明了唐王朝对他们的特别礼遇和敬重，如此众多的陪葬石像也是所有帝王陵中绝无仅有的。这些都是唐代空前的大外交和民族大团结的生动写照。在乾陵的陪葬墓中，又有很多反映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文物，三彩、陶俑、壁画中的胡人、胡马、胡服形象比比皆是，还有其他场合罕见的猎豹、猞猁、猎鹰、猎犬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的《客使图》，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唐朝政府官员接待外国使节的情景，也是以往唐墓中绝无仅有的特殊题材。
帝陵有了特定的主题，于是就有了文化特色，使陕西的帝陵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个性化色彩。气魄宏大的汉唐时代，才会去考虑“依山为陵”，但汉代山陵仅有文帝霸陵一座，而唐代却有13座，超过了全国各朝各代全部山陵加起来的总和。另外，即使同一个时代，其帝陵的文化特色也绝不雷同。例如，唐太宗昭陵有陪葬墓超过200座，但唐玄宗泰陵、唐德宗建陵却各只有一座陪葬墓，晚唐帝陵甚至一座都没有。这种差别不是差在国力、技术方面，而是差在不同的理念上。
帝陵建设逐渐形成一套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完备，一般认为是从乾陵开始的，乾陵形成了帝陵的一般规范。但就乾陵而言，仍然存在若干不合制度的情况，这里又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如前所述，重要的帝王陵有自己的特定主题，因此就会有合于主题而未见得合于制度的情况，最明显的例子是乾陵的鸵鸟。鸵鸟被置于神道的前端，根据“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方位标示，这里本该放置的是神话中的神鸟朱雀，但却被来自“蛮夷番邦”的凡鸟鸵鸟所取代，这就是乾陵“对外开放、面向世界的大主题在起作用；
二是帝王个人的特别喜好，如唐高祖李渊生前特别喜欢林邑国进贡的犀牛，特意下诏将这对犀牛的形象雕成石像放置献陵；
三是在不违背制度的大原则的前提下，出现与制度不合的局部调整情况。这又体现在镇墓石狮上。中国不产狮子，用外来的狮子取代中国的“百兽之王”老虎，做为陵墓最主要的守护神，即从顺陵、乾陵开始。以后逐渐推广，变成涉及陵墓以外所有方面的中国第一守护神。
唐陵的差别是最大的，首先18座帝陵中有13座山陵，每一座的形制都会因地形而出现重大差别，这就不可能有统一模式，高低大小全然没有可比性；乾陵有一条理想化的神道，而昭陵正面是陡峭的高崖，故只能将神道选在九?旧降谋逼拢?不仅太短不符合神道的要求，而且坡度太大，看起来不像是一条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