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端淑的《易百家注》

      彭端淑后期的作品，题材极为广泛，或忧国忧民，如“忧旱几经旬，农夫心独苦”（《七月十六日》）；或愤世嫉俗，如“……深山夜月一声啼，天地有春留不得。今古世事如苍狗，王侯蚁蝼同枯朽，……胡为岁岁啼不住？似含孤愤争自诉！”（《杜鹃行》）；或抚时感事，如“骨肉难无故，同怀七剩三。”“何时重聚首，一解忧心愤”（《忆弟》）。注：

     七剩三：彭端淑兄弟共七人：即端洪、端淑、肇洙、遵泗、端洋、大泽、端徵，均读书于丹棱县翠笼山紫云寺。七弟兄中，端淑、肇洙、遵泗三人同登进士，位居高官，文章宦达，显赫一时，人称“三彭”。其后又有叔侄端笏、大力、承绪先后中武进士。真可谓“彭氏一门六进士，文韬武略震京师”。

      在丹棱彭氏中，彭端淑是最著名的，但他的成就并不是靠先天的才气，而主要是得力于后天的踏实勤学。他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为学一首示子侄》，说四川有一穷一富两个和尚，穷和尚对富和尚说：“我想到南海（指佛教圣地普陀山，属浙江舟山群岛）朝圣。”富和尚问：“你凭什么前去？”穷和尚回答说：“我带一瓶一钵就够了。”富和尚说：“几年来我想雇船去，还未能实现呢，你凭什么去得了！”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去告诉富和尚。富和尚深感惭愧。这个故事，生动扼要地论述了做任何事情其难与易、主观与客观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特别强调它们是可以转化的，转化的条件就是人们主观上刻苦努力、顽强奋斗的精神。彭端淑正是从立志苦行的僧人那里，敏悟到具有普遍性的道理。从而工苦力学。彭端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他对“聪与敏”、“昏与庸”这些先天条件的看法。他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此文收录于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简称《为学》。

      彭端淑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他鄙夷那些“宴饮登临，往来赠答”之作，极力推崇陶潜（陶渊明）“屏迹躬耕，托意诗酒”和杜甫“抚时感事、爱国忧君”（《与友人论陶杜诗》）的作品。指出杜甫入川后的作品所以能振奋人心，是与他贬官后的陇蜀之行的经历相联系的。“少陵入蜀后，数岁且频移”、“不缘经胜处，焉得发奇思”（《题杜工部入蜀后诗》），又进一步肯定“公倘不来蜀，胸襟何由阔。蜀中得公诗，山川为增色”（《题杜工部草堂》）。他这些观点重视了客观事物和外界环境对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指出贤者为诸并非“其初意欲为如是之诗”，而是其思想感情受客观环境的感染，是感情喷发而成。从而得出了“志动而为情，情发而为言” （《与友人论陶杜诗书》）的结论。这个观点对于文学产生的根源有较为正确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由于彭端淑曾醉心制义和古文，受先代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别是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很深，加之“崇实黜浮”的先辈遗训谆谆在耳，这些又决定了他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无法走出唯心主义的泥潭。

      彭端淑曾说，“作文之道有三：曰学、曰识、曰才”，“才”即作者的文学才能。彭端淑指出：“才有大小，授于天而不可强加者也”，“才固授于天者也”（《文论》）。他认为司马迁、韩愈之所以能“网罗古今，洞悉情事”，是因为“天实授以绝人之才”（《文论》）。这些观点片面肯定作者的个人才能，忽略了作者的主观努力，与“有德者必有言”（程颐《语录》）的程朱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了其世界观中的局限性。

      彭端淑一生很注意对人才的培养，造士甚多。为考官时，对才识俱佳之士，亲自考核，极力提拔，不拘一格地量才录用。清代名臣、《四库全书》总篡官纪昀，为解元时即得彭端淑提携，后成为清代学术界权威。

      执教锦江书院后，其门下更是人才辈出，李调元、张翯（hè）、钟文韫（yùn）等皆为其学生。彭端淑把他一生中的最后约二十年时间，全部贡献给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戊戌草•寒食》一诗中有明确的记载：“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这对他讲席书院的时间和心境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十一岁的彭端淑病故于成都南郊白鹤堂。今天四川眉山市彭山县尚有彭端淑的坟台遗址。

      彭端淑与其弟肇洙、遵泗在当时都以文才知名，时称“三彭”。其中以彭端淑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其现存作品有《白鹤堂文集》四卷、《雪夜诗谈》二卷、《粤西纪草》一卷、《曹植以下八家诗选》若干卷、《蜀名家诗抄》二卷以及《晚年诗稿》、《碑传集》、《国朝文录》、《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广东通志》等。其中《白鹤堂文集》最为有名，议论小品文《为学一首示子侄》(简称《为学》)即出于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