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长贤，北齐屯留令。”曲城乃巨鹿郡下曲阳城的简称，后人已考定无疑。所以，《旧唐书》的编纂者刘煦尽管用了简称，给后人添了点儿麻烦，但他并不是错误，还是应当肯定的；而且可贵的是，他特别写明魏征的父亲是魏长贤，曾任屯留令。这不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为魏征的家族世系属巨鹿魏氏，提供了重要可靠的文字依据。因为从来无人否认过魏长贤的籍贯是巨鹿下曲阳，虽有文载说“近徒家相州之临黄”，但“搬家”并不会导致籍贯的改变，这是人所共知的常理。

　　五、魏征籍贯（故里）之误，源始于北宋时期宋祁奉敕撰修的《新唐书》。该书的九十七列传第16336页上的魏征列传中说：“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弃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隋乱，诡为道士”。在此处，他一方面，是在缺乏史实证据的情况下，把魏州和曲城这两个根本毫不相干的地名连在了一起。故而，给后人造成了魏州所辖馆陶的模糊概念，使得今人不得不按照他的思路在县内去千方百计地寻找“曲城”的所在地。其实按照一般常规，在国家的正史的人物传记中写明籍贯时，具体到县级，也就足够了，有几个人写到乡里、村里的！那只能是在地方志中，才可以看得更详尽一些。比如《晋县志》对魏征的故里、故居连同他家的别业（赵魏、表业，现为庞表村）都记载的相当清楚、明白，毫不含糊；而馆陶的“曲梁”，在《馆陶县志》中仅有二十一个字古迹变迁的情况介绍，却没有一字说这里曾是魏征的故乡，就是明证。另一方面，他对《旧唐书》中“父长贤，北齐屯留令”这句十分重要的话，避而不写，这样就为欧阳修等人混淆魏征原为巨鹿魏氏，增加了误导，构成了所谓的馆陶新说。然而，欧阳修在《新唐书》表十二，二十六页起，16054页的《宰相世系表》载：“馆陶魏氏，本出兖州刺史衡曾孙珉始居馆陶。珉孙彦，彦、钊、长贤。征，字玄成，相太宗”。在这里，欧阳修明显地出现了三点失实和失误：一是“珉孙彦”的说法，明显错误。因为魏彦是魏征的祖父，不是魏珉的孙子，他们之间没有直系的血缘关系，这是大家都熟知共认的；二是，他把魏征的曾祖父魏钊放在了魏彦之后，有意造成一种模糊不清的假象，以证实魏征乃珉之五世孙之说，显然手法并不高明；三是，在长贤后，接写“征，字玄成，相太宗”，并没有明确地注清魏长贤与魏征二人之间的父子关系，又给后人打了一个“马虎眼”，至少是令人迷惑不定，半信半疑。还有一条，他在《宰相世系表》中列出的唐代六位魏氏宰相，先把魏玄同（字和初，相武后），排在其一，而把魏征（字玄成，相太宗）列为其二，明显地错排了位置，而且把魏征的五世孙魏谟也说成是魏州曲城人。这样，就使得馆陶的今人依据这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错认为晋州的今人有意抛弃魏玄同（因为魏玄同籍贯十分清楚，是定州鼓城，即唐时的晋州）不要，而非得争抢魏玄成不可，而且说晋州人把他们两人的名字弄混了，碑上的字迹看错了，非说魏征在晋州纪念性的碑和墓，是唐中宗李显为魏玄同平反昭雪后复修的。非要问晋州人魏玄同的墓、碑在哪里？对此，我们只能说一句话，叫做不知者不怪。究其根源，“馆陶说”始误于宋祁、欧阳修等人编纂的《新唐书》，我们是不必错怪今人和今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