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魏征及其先人均属巨鹿魏氏，这一家族的世系和名人概况，现居的晋州人已经根据海内外提供的家谱文献资料，从魏氏的第一始祖黄帝、第一姓祖魏万至今四千余年共一百三十八世的传承序列，准确无误地排出，其中并无《新唐书》中所说的馆陶魏氏的魏衡和魏珉。倒是馆陶人通过对魏舒（晋文帝时曾任侍中、尚书左仆射，即宰相）的籍贯和世系的考证，获知并经查考，西汉兖州刺史魏衡、魏珉系任城魏氏（始祖为魏无知之另一玄孙魏汉），也属于魏氏的望族，世代也出了不少高官名人，在今山东省微山县和江苏省沛县一带居多，他们系“大名堂”（因魏姓字义为大和地处大名府两者相符而得名）的族人。与实为巨鹿魏氏的魏征同祖（黄帝）、同宗（魏无忌、魏无知），但不同支（魏征的巨鹿始祖是巨鹿太守魏歆，而不是任城始祖魏汉、兖州太守魏衡，也不是馆陶魏氏的始祖魏珉），不同籍（祖籍巨鹿下曲阳，而不是《新唐书》中所说的魏州曲城，或者说馆陶）。馆陶魏氏实由任城魏氏而来。在这一点上，晋州说和馆陶说两者之间终于有了一致的结论。这应当首先感谢馆陶同志的汗马功劳和突出贡献。

　　七、关于魏征籍贯（故里）何在，目前虽有七、八种说法之多，但是，由于《新唐书》之误，还是以晋州说和馆陶说为主流，且各执一辞。专家、学者和文籍、辞书也自选其需，故而，出现了一说、并说、前后颠倒顺序说、两者相混说等等，众说纷纭的现状。然而，现居的晋州人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早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河北日报》第四版首发《魏征籍贯是河北晋县》的考证文章，已十分明确地详述了晋州说的依据。在此之前，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六日，根据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李文珊同志的指示精神，晋县曾派人亲赴馆陶县与当时该县负责主管文化、文物和县志编写的有关人士，进行面对面的座谈和实地考察。是当时的馆陶人用文字和口头的形式表达出：因为经过他们多年的考证工作，本县确实是“三无”（即县志无文字记载，现存无文化遗址，民间无口碑传说）而“自我否定”之后，才得出“馆陶说无事实依据”的结论；而且晋州人还专门向南开大学的隋唐史专家杨志玖教授请教，他表示赞同并高度评价了晋州人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同时还向曾经参与《辞海》编纂（史学卷部分主编）工作的上海大学的魏征研究专家蒋星煜教授询问，他回函表示“贵会资料齐全，证据确凿，我们没有异议。”还亲任学术顾问，撰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十分高兴地向学术界推荐晋县开展魏征研究的情况。时隔近十年，河北馆陶魏征研究会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成立后，馆陶人不仅来了个“否定之否定”，而且对持晋州说的同志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书籍中著文，写出了种种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而形成的猜疑、误解和不实之词，这些在刘清月先生所编著的书中，均有比较完整和全面的表述。对此，我们晋州的同仁并没有做过任何驳斥，仍是平心静气地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史实说话，而且由于我们忙于其它更多、更重的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和经济开发的各项任务，时间和精力也没有必要和不允许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一课题上。所以，一直没有再更多地顾及此事。

　　八、其实，早在宋代以后的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60至1294年在位）等封建统治者们就十分清楚地了解晋州籍的历史名人魏征及其家族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由他开始把隋、唐时代就一直设在今山西省临汾市的“晋州”改在了今天的河北省晋州市，不仅提了一格，而且辖统远离晋州的安平、饶阳等三县，在原有的燕赵大地上增加了一笔“晋”的色彩，从而使不少后人不解地表示惊奇：河北为何出晋?!到了明代，由《新唐书》搞错了的魏征籍贯，除了李贽在其撰写的《藏书》卷三十四说魏征是“魏州人”之外(注意：把曲城也简掉了），已基本获得纠正。例如,《明史·地理志一》载，“晋州”：“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以州治，鼓城县省入。南有滹沱河”；明朝陆应阳所辑的《广舆记》卷一载：“真定府”下“晋州”是“隋昔阳鼓城”。所以，《广舆记》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魏征是“晋州人”，完全正确。故而，出现了同是在明代万历年间，而且早五年，同是进士及第的馆陶县知县栾城籍人在主持编纂《馆陶县志》时，对魏征籍贯和事迹无任何论述；而三位真定、武强籍的学子在《重修晋州明伦堂碑》文中，却十分清楚地表述了晋州的历史沿革和魏征作为晋州籍的先贤的历史贡献，并进行了高度颂扬。这种迥然不同的现象，正是历史真实的必然反映。另外，在《北史》中，我们看到有一位深受馆陶人爱戴的馆陶长魏德深，在隋末与魏征同在武阳郡丞元宝藏部下任职，在他的传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本巨鹿人也”，而与馆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