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周培源教授曾与北京大学汉中分校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一谈起北大汉中分校，自然就和这位老科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64年，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毛主席作出了加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之后，一大批国防工业迁往内地。汉中作为古今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也被国家列为三线重点地区，六十年代末，也有一批国防工业迁往汉中。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使内迁的工厂获得技术支持和得到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1965年初，高教部决定部分著名高等院校在三线地区建立分校，北京大学建立分校的工程项目被命为653工程（按确定时间命名）。1965年5月，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教授与当时的高教部部长蒋南翔等一行来到陕西，主要任务是确定北大分校的校址问题。

最初，考察组曾考虑把分校建在革命圣地延安，但鉴于该地区基本上无内迁工厂，不便配套，遂放弃了这一设想，而把注意力转移到汉中地区。然而，建分校究竟应放在汉中什么地方的问题上，也费了一番思考，曾设想过放在汉中附近（今八里桥一带），但这又不符合当时中央提出的山、散、洞原则，不便隐蔽和保密。后来，在空军直升飞机的协助下，遂选择了汉中北部连城山下一个三面环山的地区（即今陕西工学院所在地）。1965年8月，按照中央三线建设要加快速度搞的精神，653工程很快破土动工，主体工程由国家建筑工程部五局四公司等建设单位承担。按照工程建设的目标，这里将被建成我国国防工业的一个重要的科研基地和教学基地。653工程建设期间，周培源教授作为北大工程建设和规划的主要负责人常驻汉中。

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这位科学家从来也不提出什么特殊要求，和这里的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衣服脏了也是自己洗，经常主动打扫公共卫生。凡是和周培源教授一起工作过的人，无一不称赞他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次，他的头发长了，主动找本单位的转业军人田范堂为他理发，面对这位科学家，田范堂怕自己理不好，周培源教授鼓励他不用担心。理完发后，还夸奖田范堂说：你这已经是国际水平了。旁边的人听后都笑了。打这以后，田范堂就成了固培源教授的义务理发师。文革开始后，周培源教授也毫无例外地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和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冲击，幸亏周总理下达了保护著名科学家的命令，他才幸免于难。但是由于文革的干扰和破坏，他所主持的653工程一度几乎停工。

1968年9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京大学(包括分校)，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知识分子都被作为改造对象，这时周培源教授只是作为北大汉中分校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分管部分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仍然保持着积极的生活态度，对工作一丝不苟，并尽力完成自己的科研项目。这一切，对加快653工程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给周围的同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9年初，经过这位老科学家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以及来此劳动锻炼的青年学生们的共同努力，653工程作为我国国防工业的一个重要科研基地已初具规模。1969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主席作出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紧接着北大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力学系大部分很快疏散到汉中分校，这里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防工业的科研和教学基地。

从1970年起，在这个外界几乎无人知晓的地方（当时对外称62号信箱），当年的建设者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成果，为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先后为国家培养了六届大学生，如今他们已经战斗在祖国的各条战线，有的已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应该提出的是，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和全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当年都曾在此工作或学习过。在整个文革中，教育一直是重灾区，看到我国基础教育和科研备受摧残，周培源教授非常痛心。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他不顾个人安危，为维护科学真理，捍卫人民教育事业，坚决抵制了对相对论的批判以及所谓的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周培源教授时，语重心长地对他讲：你回去后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