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经历了汉唐宋元萌芽期、明清积累期、近现代成熟期和当代发展期四个阶段。特别是在近现代和当代改革开放两阶段更是大放异彩。
鸦片战争以来，香山人最早睁眼看世界，率先跨出国门，书写了中国人自强兴国的恢宏篇章。他们当中有为国家富强，对民主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孙中山、容闳、唐绍仪、郑藻如、杨仙逸、杨殷、林伟民、苏兆征等，也有为推进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和工商业发展而功绩卓越的徐润、唐廷枢、马应彪、郭乐、蔡昌、李敏周等，还有呼唤思想启蒙，倡导顺应历史潮流的郑观应、杨匏安、刘师复、王云五等,以及在文学艺术、体育事业上建树颇多的苏曼殊、阮玲玉、郑君里、萧友梅、吕文成、容国团等。颜泽贤教授盛赞“香山文化汇通天下”，并指出，先进的香山人以中国、世界为广阔的舞台，对于近现代香山文化的物质、制度、精神、心态层面建设的意义，可谓既深且远，而香山文化亦因此焕发了蓬勃的生机”。原广东省社科院院长、著名学者张磊教授在《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序言中强调，“由于地缘与人缘的契机，它较早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地域，得以开风气之先，又能领风气之先。人文精神高扬，呈现群星灿烂。众多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艺术家……堪称光辉夺目。不愧为20世纪中国的三巨人之一的孙中山，更以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驱的丰功伟绩而使香山易姓，更名为中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香山文化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得到进一步传承与发展，闪烁出更为瑰丽的时代光芒。以中山为例，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中山人民坚持走理性发展之路，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以占全省1％的面积、2.7%的人口，创造了占全省3.8%的生产总值，经济总量位居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的第五位，并获得首批“全国文明城市”殊荣。中山人民秉承“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己，开放、民主的城市政治氛围蔚然成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节节推进，中山人民在续写城市科学发展道路上，诗意般地寻找到城市的新坐标，为香山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香山文化的三大价值取向
崇文尚武。香山人历来就崇文重教。自明清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香山因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孕育了许多英才俊彦，产生了众多闻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早在明代中期，香山文化教育就与中原等地的水平不相上下。嘉靖年间，参加科举人数与日俱增，中举人数达180人之众，其中有16人考取进士，在道德文章上颇负盛名的不乏其人。如黄畿、黄佐父子。黄畿勤于著述，有粤洲先生之称；黄佐参加廷试，五试皆为第一，其著述甚丰，且广为传诵，时人誉为奇才。还有明末官至内阁大学士、明亡后又被南明唐王召为首辅的何吾驺，以及何述玄等，均是当时的名士。到了清朝，香山人读书应试者众，在清初至科举制废除的200余年内，香山有2名探花，107名进士，721名举人，另外尚有贡生和监生589名。虽然科举考试不是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历代科举取得功名的人员数目也不等于历代香山人才的总量，但可以肯定地说，它毕竟是古代香山社会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反映了香山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展现了香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
顺应自然。香山在远古时代只是珠江出海口伶仃洋上的若干岛屿，所谓“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说的就是秦汉时期香山地区相对独立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大海对缺乏勇气和智慧的族群来说，原是一种天然的阻隔，香山的先辈们却依托它围海造田，把岛屿变成绿洲；大海，有时是一条暗藏杀机的险道，香山的先民却凭借她远涉重洋，开辟金山坦途。靠山抱海，没有内陆城市的封闭和保守，拥有的却是广阔无垠、深不可测的大海和有限的陆地活动空间。香山先民就是在这山与海的结合中历练出开放、博大、包容的胸襟和刚柔相济、开拓创新的文化品格。香山沧海桑田的巨变，部分归因于自然的伟力，更多的则应是人化自然的结果。香山先民在持久的与自然亲近的过程中，学会了适应、改造、转化和创新。香山文化因而也在这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构建中不断获得再造与新生。
重视商业。香山人向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宋代香山立县的县城石岐（史称“铁城”），一直是各种商品的聚散地。元明时期，石岐山下就有商铺十八间的传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后，澳门与香山地区之间的贸易就更加频繁。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香山因地近港、澳和广州，中外贸易和区间的商品流通迅速发展起来。境内除县城石岐以外，小榄、前山、香洲等地，也因商业的繁荣而成集镇。特别是清末民初，受孙中山民主革命和“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香山的工商业再一次出现蓬勃生机，县治石岐工商业在原来十八间商铺的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民国时期，虽屡经战乱，商贸活动受到影响，但民间墟市仍然断断续续地进行，对外贸易也没有完全中止，商贸传统因此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