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千家两岸廻，罗裳肉味笑颜开。
梦回不识夜深浅，听得机声远近来。
这是明晚期一无名氏咏黄家溪所写的竹枝词，每次吟咏此诗，我都会为诗中的意境所陶醉，为当时黄溪人的辛勤织作和黄溪丝绸纺织的繁盛景象而感动。盛泽虽也有“人家勤机杼，织作彻晨昏”和“夜灯千匹练，秋雨半湖菱”这样的形象描绘，但均不如此诗形象、生动。
《黄溪志》载：“宋元以来居民尚少，至明熙、宣（洪熙、宣德，1425—1435年）户口日增，渐逐机丝线纬之利。”这一点与明初大力提倡纺织的经济政策完全吻合。在这样的政策下，农村纺织出现了快速发展，出现和形成集市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所以，黄溪由村而成市的发展轨迹，与盛泽基本相同，物产、民风亦无区别，只是在规模上不如盛泽的“五桥晴市”。若顺利发展，黄溪挟运河交通之利，日后超越盛泽也未可知，遗憾的是明、清鼎革之际，叠遭兵燹，集市毁而移址复建，与盛泽的距离就愈益增大了。虽然如此，黄溪仍有足以夸耀之处。
《黄溪志》载：“为人傭织者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贫家妇为机户络丝，有竟日在其家者。”这是唯一出现在方志中，有关纺织业雇佣关系行为的记载，两桥则如佣工市场，这就是被后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依据。查长春桥始建于明宣德四年（1429），泰安桥则始建于崇祯五年（1632），因此，这种佣工市场出现的时间上限不会早于明末，而真正的形成和发展，当在清康熙时期。换言之，黄家溪早在明末清初已有纺织作坊，甚至工场的存在。那么盛泽呢？《盛湖志》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是明末冯梦龙的小说《施润泽滩阙遇友》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那施复一来蚕种拣得好，二来有些时运，凡养的蚕，并无一个绵茧，缫下丝来，细员匀紧，洁净光莹，再没一根粗节不匀的。每筐蚕，又比别家分外多缫出许多丝来。照常织下的绸拿上市去，人看时光彩润泽，都增价竞买，比往常每匹平添钱巴银子。因有这些顺溜，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颇饶裕”……“是年蚕丝利息比别年更多几倍，欲要又添张机儿，怎奈家中窄隘，摆不下机床。”“施复刚愁无处安放机床，恰好间壁邻家住着两间小房，连年因蚕桑失利，嫌道住居风水不好，急切要把来出脱，正凑了施复之便”，扩建起了工场。很明显，这施复从养蚕、缫丝到纺织一条龙，织机一再增加，那时的织机都是手工操作，一人一台，自然要雇佣不少工人。
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和经营，构成了黄家溪经济的主体，加上周围的千百顷良田，河港交叉、绿水悠悠，盛产稻米和鱼虾菱芡，完全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只要在太平时期，黄溪人的生活是宁静祥和的，虽无西白漾那样的烟波浩淼，“风物清嘉”四字却也当之无愧。

我是盛泽人，更是黄家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