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３年，红四方面军来到阆中，白匪军四处围剿，并抢劫、勒索群众财物，甚至杀害当地群众。当时年方二十的李助英同乡亲们经常躲进深山。
   有一次，李助英和乡亲们被白匪追杀，万分危险之际，红四方面军中一位姓王的营长率部挺身而出，救出李助英等人。从此，李助英就和红军结下不解之缘。她积极为红军战士提供生活用品，并为他们补衣服，做布鞋等。也就在那时，一位红军小战士送给了她一本用草纸印刷的《党章》。李助英识字不多，学习《党章》很困难。在这名红军小战士的耐心讲解和帮助下，李助英很快就能够通读《党章》，并从《党章》中学到了许多关于党的知识。
   半个月后，红军离开阆中的那天，李助英前去送别，禁不住泪流满面。就在那一刻，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李助英将《党章》偷偷地藏起来，有空的时候她就找出来，边看边想。１０多年下来，《党章》中的每一句话都在她脑海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也伴随她度过了数千个难熬的日日夜夜。李助英说，那个时候她坚信，苦难的日子不会长久。

   解放后，李助英一直从事居委会工作。早在１９５３年她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由于诸多原因，直到１９７２年她才被正式批准入党。
   李助英所任职的街段（当时居委会以段划分），有一个搬运社职工谢法英，家庭 十分困难，儿子、媳妇均是哑巴，其丈夫不堪重负服毒自杀。李助英帮其料理后事后，多次向组织申请并为其女儿安置了工作。文革期间，保宁镇杜林军的儿子参军，当时的街道主任因个人私怨卡住不放，杜家人哭成一团，伤心欲绝。李助英知道后据理力争，圆了杜家孩子的参军梦。
   不仅自己实实在在践行《党章》，李助英还常常给年轻同志讲，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多为老百姓做点实事。李助英说，每当她困惑的时候，打开《党章》，王营长、小战士便会“走出来”，不断鼓励她为群众排忧解难。由于工作努力、出色，周围群众都亲切称李助英为“李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