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艾思奇（1910年－1966年）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蒙古族后裔。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和顺李家大院。1925年考入云南省立一中，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与聂耳结为好友。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5～1936年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1937年到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积极与各种唯心主义哲学论战，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在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亦有一定成就。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主编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

生平经历

学生运动

艾思奇两艾思奇雕像岁时随父母迁居昆明。后来艾思奇与大哥一起进了私塾。11岁时，艾思奇插班入公立麒麟寺国民小学读四年级。1923年，由于父亲受到唐继尧的排挤，全家人被迫迁往香港，艾思奇考入了教会办的岭南分校就读。

由于香港生活昂贵，1925年，艾思奇回到昆明，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云南省立一中是云南学生运动的策源地之一，有“青年努力读书会”及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刊物《滇潮》。艾思奇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并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学生会文艺部的负责人。他还担任《滇潮》的编委，经常撰写反帝反封建的文稿。此外，他还是一中义务夜校的训导主任兼教员，课余时间搞义务教务，所教的大多是工厂的工人和街道上穷苦人家的失学子弟。

艾思奇从事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昆明学生声援抗议运动高潮，当局决定镇压学生运动，艾思奇被列入黑名单。艾思奇躲过了军警的搜捕，装扮为一位英国牧师的家庭教师，离开云南，到江南找到了父亲和大哥，并考入南京东南大学的高中部。不久，艾思奇受到大哥领导学运的牵连，被捕入狱，在李根源的营救下才出狱，回到苏州父亲的身边。[1]

两渡日本

1927年春天，艾思奇东渡日本。这期间他阅读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日译本。1928年春，艾思奇因劳累过度患了胃病，就中断了学习回昆明养病。

1930年，艾思奇再度远涉日本，到福岗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学习。他在刻苦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更加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艾思奇及许多爱国的留日学生为了抗议日军的侵略，愤然弃学回国。

《大众哲学》

由于与父亲意见不合，艾思奇离开家，只身来到上海。1932年，艾思奇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他在《中华日报》上发表哲学短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

1933年6月，他第一次以艾思奇怪的笔名在《正路》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辨证法》，阐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辨证思维方法的科学性。不久，他又发表了《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系统地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哲学斗争，剖析了几种影响较大的唯心主义派别。此外，艾思奇还发表文章对当时中国反动哲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张东荪、叶青等进行了批判。这种论战持续了好几年，普及了辨证唯物主义哲学知识，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1934年6月，艾思奇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者指导部工作。他在《读书生活》上撰写了24篇“哲学讲话”（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每篇都以通俗的语言和浅近的事例来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至1936年1月结集成书出版，初名为《哲学讲话》，1936年6月第四版时改为《大众哲学》。此书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三四十年代，据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动员了十万青年参加革命，它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一起对青年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和生活。

1935年10月，艾思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艾思奇发起并组织了秘密的新哲学研究会，先后出版了《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如何研究哲学》、《哲学与生活》等著作，并有一批科学小品问世。

投奔延安

1937年9月，艾思奇来到延安。他被分配到抗大和陕北公学任教。1938年底，艾思奇到延安马列学院任教，并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他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八封信》，并为《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撰写了许多文章。1939年，艾思奇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哲学小组，担任中宣部哲学小组的指导员。

1940年，综合性的理论刊物《中国文化》在延安创办，艾思奇担任了主编。1941年，艾思奇发表了《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等文章，批评了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以及阉锡山的“中的”哲学。

1942年，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艾思奇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被列为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之一。1943年，艾思奇担任了《解放日报》副刊部的主任。他针对蒋介石抛出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批驳了书中的反动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46年5月，大众书店出版了艾思奇的《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一书，收入了他在上海和延安工作时写的40篇文稿，这些稿子紧密联系抗战实际，有独特的历史价值。6月，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进行改组，艾思奇担任了这两个社的副总编辑，并负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稿件的审阅签发。1947年，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合并为华北大学，艾思奇担任四部（研究部）主任。1948年10月，以提高党的干部理论水平为宗旨的马列学院重建，艾思奇担任教员，随后随院迁入北京。[1]

哲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艾思奇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社会发展史讲座》，同时深入到社会中去作报告，从自己的学员中培养教学骨干，普及推广哲学知识和教育。这一时期，他陆续推出了《评关于社会发展史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反对唯心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斗争》等文章。1955年，他撰写了长篇论文《胡适实用主义批判》。艾思奇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阐述也不断地系统化，他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与应用》、《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一系列文章。

1958年，艾思奇来到河南登封，成为中共开封地委的副书记和登封县委的第二书记。1959年，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年底，他被任命为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兼哲学研究室主任。艾思奇统筹主编了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

1966年，艾思奇病逝，身后留下了300万字的著作。在艾思奇的家乡腾冲，建立了“艾思奇故居纪念馆”，大门的屏风上，写了8个大字：“学者、战士、真诚的人”。